創(chuàng)業(yè)者都希望自己擁有一個理想的團隊，像軍隊那樣進行管理，使團隊在商戰(zhàn)中表現(xiàn)出不可戰(zhàn)勝的“狼性”， 團隊成了狼隊；然而當華為的“狼性文化”被詬病為獸性文化后，人們便開始了反思。近日偶翻《司馬法》，更明白了其中的一個道理：“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原來團隊不是部隊，是不能照搬“軍容”講“狼性”的。也許對團隊實施軍事化管理作為一種理想狀態(tài)值得追求，但是在實踐中卻不能將此理想化。

     《司馬法》是我國古代的一部重要兵書，漢代以降受到最高統(tǒng)治者的高度重視，直到宋元豐年間，《司馬法》依然被列為《武經(jīng)七書》之一而頒行武學，定為將校必讀之書。其第二篇《天子之義》明確指出：“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意思是說，國中的管理制度不能用于軍中，軍中的管理制度不能用于國中。

      國計民生與軍旅之事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處理國計民生要充分考慮民情；而軍旅之事虛虛實實，可以便宜行事。因此，國計民生要以教化為主，力求“教化之至”；而軍旅制度講究的是威嚴，而且要包圍其中的尺度：“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如果混淆了兩者的特殊性，對于兩方面都是不利的，“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企業(yè)的團隊建設無疑關系國計民生，屬于“國容”的范疇，如此說來是不能像軍隊那樣進行管理的。當然，歷史是向前發(fā)展的，我們今天不必為故紙堆所累。但是歷史又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在魚龍混雜的時候，溫故可知新。僅僅從要把團隊打造成狼隊的極端做法來看，《司馬法》強調(diào)“國容”與“軍容”的界限在今天看來仍有現(xiàn)實意義，尤其是當企業(yè)需要以人為本，越來越重視企業(yè)文化建設的時候更是如此。

    把團隊打造成狼隊往往要以“軍容”的形式出現(xiàn)，如果說狼性文化的弊端需要反思，那就需要正確對待“軍容入國”的問題。實際上，當創(chuàng)業(yè)者希望自己的團隊像狼隊一樣的時候，是希望團隊在市場如狼，而在自己面前又要以羊的面目出現(xiàn)，沒有任何借口地去執(zhí)行。

      應當承認，這在一定時期內(nèi)可以最大限度的激發(fā)人們的潛能，但是人的精神狀態(tài)不可能始終處于亢奮狀態(tài)。如果“軍容入國”形成常態(tài)，會形成部分人的野性，造成部分成員的過勞死。與其說團隊狼性化是一種狼文化，不如說是一種野化、退化。“軍容入國”對團隊的超負荷使用，或許在利益驅動下會在短時間內(nèi)形成一定的競爭力，但往往會以創(chuàng)新能力的喪失為代價。

     如果說戰(zhàn)爭是最高的競爭形式，軍隊是組織的理想狀態(tài)，那么“軍容”則應當是管理的極端表現(xiàn)。作為一種例外，在非常時期是必要的；在市場規(guī)律可以正常發(fā)揮作用的和平時期，對企業(yè)進行軍事化管理固然可以作為一種理想狀態(tài)去追求，卻是不能將其理想化的。

     越來越多的創(chuàng)業(yè)者認識到，管理其實是一個妥協(xié)的過程，只有按照既定的理想目標不斷妥協(xié)才能走向成功；而管理者與團隊成員之間肯定不是將軍與士兵的關系，而是和而不同的“君子”關系，彼此的作用主要是互補的，惟如此才會構成最佳組合。管理中更多的需要認同和溝通，而不僅僅是叫干啥就干啥。

   《司馬法》說的很清楚，如果片面要求“軍容入國”，則“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凌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統(tǒng)治者像對待士兵那樣發(fā)號施令，人民群眾無法真正了解其意圖，百姓就不能按秩序行事，他們的技能也得不到充分地發(fā)揮，牛馬等也不能得到合理地使用，負責傳達的官吏就會欺侮他們，這樣的刻意樹威就會讓百姓倍感屈辱。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那就麻煩了。在創(chuàng)業(yè)中也是一樣，即使并無惡意也往往會適得其反。

     一般認為，在體現(xiàn)管理制度的禮儀要求上，“軍容”的標準似乎層次很高，而在古人那里恰好相反：“國容不入軍”是指在民間必須注意的禮儀不必用于軍中，“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因為在軍中要威然挺立，在陣形中應堅決果斷，甲胄在身則不施拜禮，居兵車之上不施式禮（古代一種在車上手按車前橫木的俯首禮），危急時不必拘泥于尊卑次序。在體現(xiàn)“仁本”精神時允許破除常規(guī)：“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zhàn)止戰(zhàn)，雖戰(zhàn)可也。”而講究“國容”需要更為謹慎：“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難進易退”。言語行為要文雅溫和，在團隊中要恭敬謙虛。先修省自己再約束他人，遇到困難要上遇到榮譽要讓，等等。

     按照這個講法，軍事化在企業(yè)中并不是管理的高境界。管理的高境界類似于無為而治，至少要使各種規(guī)章簡單明了：“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慣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難怪現(xiàn)代市場角逐從產(chǎn)品的競爭到質(zhì)量的競爭，進而又從品牌的競爭到文化的競爭，這一系列躍遷的確反映了競爭水平的提高。如果我們還無法達到無為而治水平的話，團隊的建設非致力于“國容”的教化不可。

     當然，國容與軍容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在整體上“軍容”也包含在“國容”之中。誠如《司馬法》所言：“禮與法表里也，文與武左右也。”市場競爭的確有狼性存在的一面，團隊建設不能一概排斥“軍容”，可以學習借鑒軍隊建設的合理成分。比如在決策層面像軍隊那樣講究機動靈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關鍵時刻令行禁止等等。但是這與將團隊建設軍事化是兩回事，更不能認為向軍隊學管理就是培養(yǎng)狼性。

     須知競爭應當講究節(jié)奏，張弛應當有度，在鼓動狼性中只顧張不講弛。其實軍隊也要休整，如果以為“軍容”就是狼性，處處劍拔弩張，對于個體，“過勞死”的悲劇難免時有發(fā)生；作為企業(yè)，頗像“窮兵黷武”，肯定無法和諧發(fā)展，難以保持可持續(xù)性。如果在團隊建設中以軍事化管理為由搞惟我獨尊，集體的智慧得不到有效利用，在市場競爭中也會“別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