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三省市近期分別審議通過本地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方案，三地新的功能定位隨之明確。在此基礎上，京津冀協同發展路徑也日漸清晰，即優化首都核心功能，強化京津雙城聯動，通過提升打造區域性中心城市、重要節點城市，打造現代化新型首都圈。本報記者近日獨家獲悉《規劃綱要》核心內容，特繼上一期“再造新北京”專題之后，再推“京津冀協同發展之構建有機共同體”，深度解讀“一盤棋”之下的京津冀新格局。

《規劃綱要》明確了京津冀三地的具體功能定位：北京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天津為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和改革先行示范區;河北為全國現代商貿物流重要基地、產業轉型升級試驗區、新型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示范區、京津冀生態環境支撐區。

京津冀三省市功能定位即將明晰。

7月17日，一位接近《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編制的專家對21世紀經濟報道介紹，“《規劃綱要》提出要堅持‘一盤棋’思想，科學確定三省市功能定位，增強整體性，立足各自特色和比較優勢，著眼長遠，體現三省市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動協同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肩負的責任，服從和服務于區域整體功能定位。”

該專家進一步介紹，《規劃綱要》明確了京津冀三地的具體功能定位：北京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天津為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和改革先行示范區;河北為全國現代商貿物流重要基地、產業轉型升級試驗區、新型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示范區、京津冀生態環境支撐區。

“這意味著爭論了多年的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有了定論。”中國社科院工經所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秘書長陳耀對21世紀經濟報道分析，值得關注的是此前京津兩地競爭的北方經濟中心概念并沒有出現。

北京是核心

“《規劃綱要》近期的一個主要目標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緩解北京的‘大城市病’問題。”前述專家分析，這就需要統籌三地的功能定位。

他分析，當前三省市之間發展定位銜接不夠，京津部分功能交叉，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質競爭，區域內城鎮、交通、產業等布局不合理、城鎮體系結構失衡，京津兩極過于“肥胖”，周邊中小城市過于“瘦弱”，不同規模城市沒有形成合理分工和分布布局，城市群規劃結構存在明顯斷層。

為此，國家提出北京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具體而言，建立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優化首都核心功能，強化京津雙城聯動，近中期通過對北京、天津、石家莊沿線中小城市的改造和建設，提升區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培育一批積聚能力較強的重要節點城市，打造現代化新型首都圈。

陳耀分析，北京和天津的功能定位中都沒有提“經濟中心”，這是因為經濟的外延很廣，經濟中心的概念難以界定。“我認為，現在的處理方式是妥當的。”

“考慮到北京與天津過去的競爭關系，現在國家提北京和天津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主要引擎。”陳耀分析，通過京津雙城的聯動與全方位合作，加快實現同城化發展，可以發揮對周邊地區的高端引領和輻射帶動作用，發展壯大石家莊、唐山和保定城市規模，推動由雙城聯動向多城聯動發展。

在北京的“四個中心”功能定位中，“科技創新中心”這一概念引人關注。

為此，國家提出要將北京打造成全國科技創新高地，引導和支持北京積聚和利用高端創新資源，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一批核心、共性和基礎性技術，打造我國技術創新總部聚集地、科技成果交易核心區和全球高端創新中心及創新型人才聚集中心。

減少“虹吸效應”

“由于《規劃綱要》強調2020年之前的目標主要是解決北京的問題，所以河北盡管可以承接京津轉移的部分產業和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但很難依靠這些在經濟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上取得突破性發展。”陳耀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與區域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張永生對21世紀經濟報道分析，河北在京津冀的格局中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其發展除了靠自身的努力外，還必須減少京津對河北的“虹吸效應”，這就需要從區域層面上去解決問題。

“京津對河北的‘虹吸效應’存在已久，我們需要反思的是，為什么北京沒有像上海那樣有效地發揮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呢?”張永生說。

陳耀認為，上海對周邊地區在不同階段發揮的影響是不同的，經歷了一個由“虹吸效應”向“輻射帶動作用”轉變的過程。北京現在“大城市病”嚴重，說明已經到了抑制其“虹吸效應”的階段，這意味著城市的發展模式需要從過去的資源積聚轉向適當擴散。

“北京的‘虹吸效應’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由于歷史和行政的原因，北京積聚了大量的資源，而且在京津冀地區存在河北的資源向北京單向流動的問題，這就導致京津冀三地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張永生分析。

根據統計資料，京津冀三地發展水平差距懸殊，公共服務水平落差大。2014年，河北人均GDP僅為北京的40%和天津的38%，人均財政收入分別只有北京、天津的1/6和1/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北京的55%和50%，分別為天津的77%和60%。

同時，河北2014年的人均財政支出分別只有北京、天津的30%和33%，轄區內沒有一所“211工程”高校，2014年每千人口擁有醫療機構床位數和職業醫師數分別約為北京的1/3和2/3，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京津落后2-3年。

“如果要縮小河北與京津之間的發展差距，那么就要通過改革，提高經濟要素的流動性，促使要素資源在三地能夠多向流動，從而減少‘虹吸效應’。”張永生分析，如果要縮小河北與京津之間的公共服務水平差距，那么除了依靠遷移一部分公共服務資源到河北外，還可以利用互聯網手段發展遠程的醫療和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在京津冀地區，環京津貧困帶問題突出，目前河北仍有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39個，大部分屬于革命老區，其中環首都貧困縣9個。

“這就要靠京津對河北貧困縣的結對援助，提高其自我發展的能力，這種援助在特定時期內是必要的，而且能起到不錯的效果。”陳耀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