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宏觀經濟走勢如何?“輿論熱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發揮什么作用?供給側改革又需要宏觀經濟政策打開哪些思路?

作為新供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新供給經濟學》中寫道：

中國經濟在經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機沖擊之后，走到了一個自身“潛在增長率”下臺階而“矛盾凸顯”對“黃金發展”瓶頸制約日趨嚴峻的新階段。

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賈康表示：中國經濟正面臨著很多過去需求側管理不能解決的問題。未來要更多地注重從供給側發力，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以結構優化破解中國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的瓶頸。

供需有效對接

第一財經日報：2016年經濟增速如何?“十三五”期間，中國能保持6.5%以上的增速嗎?

賈康：當下，我們仍在認識、適應，并努力引領經濟新常態。“新”已明朗，“常”未實現，經濟仍然面臨著下滑的壓力。

從現在來看，如果能夠處理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各類關系，在加強有效投資、配合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諸多穩增長措施的綜合作用之下，中國經濟在明年上半年有望實現階段性探底。關鍵是打造增長質量提高的新局面。

近幾個月以來，“民新指數”顯示，盡管大中型國有企業和小微企業表現出來的困難較大，但有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出現明顯的亮色。

明年上半年，在綜合作用之下，如經濟實現這一階段性探底后，應結合有效制度供給的改革和結構優化措施，力爭宏觀經濟運行實現企穩。

“中高速”究竟多少為宜?我個人認為，點位并非最重要的指標，而是在關注增長質量是否真正提升的同時，密切關注速度表現。粗略估算，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就意味著“十三五”期間年均增長速度應保持在6.5%略高。

日報：一方面很多行業出現產能過剩，但另一方面消費者又感覺買不到好產品。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賈康：這是供需之間沒有形成有效對接的表現，解決之道重在供給體系提升其質量、效率。

居民需求隨收入增長正在升級，變得更為多樣化。當下，除了少數領域外，排浪式的消費基本過去了。總體來說，需求的演變要求有效供給的回應。

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總體而言還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上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也需要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

但是要注意的是，政府作用“更好”發揮，并非簡單的“小政府”概念中的“作為越少越好”。中國正處在以追趕到趕超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國的政府要比其他經濟體的政府以更多的“作為”，來追求超常規發展。

所以，我們還是要更多強調有效的市場和理性有為的政府，以及“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愿者、公益團體等)在優化資源配置中分工、合作、互動。

新供給研究有破有立

日報：你之前提到新供給研究有破有立，“破”體現在哪些方面，又有哪些主要的“立”?

賈康：經濟學理論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待反思。經濟學理論創新所需要的、在“新供給”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至少集中于如下三大方面：

第一，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知框架的不對稱性。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存在著忽視供給端、供給側的共同問題。最近幾十年頗有影響的“華盛頓共識”，理論框架上是以“完全競爭”作為對經濟規律認知的假設條件，但是回到現實，并沒有有效矯正還原，實際上拒絕了在供給側作深入分析;美國的供給學派很有建樹，但其理論系統性還有明顯不足，弱于對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作為分析方面的深化認識。因為美國不像中國，有不能回避的“轉軌問題”與“結構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難以提升對供給側的重視程度。相比于需求側，供給側的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但這并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不對稱的理由。

第二，經濟學主流教科書與實踐之間存在“言行不一”的問題。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金融危機的實踐中，關鍵性的操作是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實行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的一些關鍵點上，實行“區別對待”的政府注資，在對150多年的老店雷曼兄弟公司任其垮臺后，總結經驗，對“兩房”、花旗、通用公司又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并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如此重要的實踐，迄今還基本處于與其經典學術文獻、主流教科書相脫離的狀態。

第三，已有的經濟學研究在產業政策等供給側上薄弱和嚴重滯后。實踐中，從上世紀80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近年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巖革命到3D打印機、制造業重回美國，再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不是對應于教科書的認知范式，而是很明顯地對應于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端發力為特色。不客氣地說，本應經世致用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在這一領域，其實是被實踐遠遠拋在了后面。

“新供給”研究中的“立”：

第一，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基礎理論層面應強調有效供給對于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的決定性特征形成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時代。當然不可忽視需求的原生意義，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在經濟學中，過去關于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的作用卻認識不足。我們強調的是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既有從基礎理論層面生發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于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突出問題，以利于轉軌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所遇突出矛盾的消解。在現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生產產品滿足消費”的需求側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尤其是“制度供給怎樣優化”的問題。

第二，正視現實而加強經濟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應將非完全競爭作為深入研究的前提確立起來，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牽涉大量的供給側問題。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可稱為一種1.0版的模型。而非完全競爭能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等問題，是一種升級、擴展的模型。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單一、可通約的。但供給分析要處理的是結構問題、制度構造問題，指標是非單一、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與市場的基本關系。它必然帶來明顯的挑戰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卻是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和“慢變量”問題，也必然成為供給側研究的難題。過去經濟學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話打發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調控可自然解決結構問題”，有必要升級為在非完全競爭支點上加入供給側能動因素深入開掘的研究命題。

第三，市場、政府、非營利組織應各有作為并力求合作。這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在明確市場對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有的放矢地來討論不同的主體——即市場和政府，還有“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愿者、公益團體等)，它們在優化資源配置里面應該如何分工、合作、互動。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領域，分工、合作、互動特點必有不同。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主體關系隨經濟發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趨勢。

第四，制度供給應充分引入供給分析，形成有機聯系的認知體系。在供給側應該打通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應該內洽于一個體系，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熔于一爐。通過這樣的“立”來回應轉軌經濟和中國現實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必須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

當然解釋并強調供給側并不意味著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管理的認識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中已經相對充分，我們希望在供給這方面更豐富地、更有針對性地提高認識框架的對稱性，將這樣的認識落到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端入手推動新一輪全面改革時代的制度變革創新。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

至于中國新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簡而言之為“八雙、五并重”，即創新創業;新型城鎮化和產業優化;結構性減稅和減少行政審批;擴大向亞非拉的開放融合和適度擴大優質高效的投資規模;人口政策轉變和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和公共服務領域轉置;國企民企共進步;政府、市場作用到位;“價、財、稅”配套改革與金融創新配套改革。

“五并重”則是指：“五年規劃”與“四十年規劃”并重;法治經濟與文化經濟并重;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并重;柔性參與TPP與獨立開展經濟合作區談判并重;高調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低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并重。

日報：現在輿論對“供給側改革”的討論和爭議很多，如何看這些討論?

賈康：理論探討和研究中，伴隨認識的深化過程，爭論是難免和必要的。但是，在當下供給側改革的討論中，似乎容易出現極端化(如否定需求側的重要性)、表面化(如只認為是概念求新、語言游戲)、簡單化(如只強調減稅)、情緒化(如指摘不同觀點者的動機)，也很難避免簡單化貼標簽的傾向。

鼓勵創新的階段，要先少談一些主義，多討論一些問題，特別是討論真問題、有深度的問題。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宏觀調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實踐主要是在需求管理框架下的，有巨大的成績，但是延續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和仿效發達國家的思路繼續貫徹較為單一的總量調控反周期操作路線，隨著近年來的矛盾積累和凸顯，已經日益表現出它的局限性。今后,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率下臺階，資源環境制約和收入分配等人際關系制約，已經把我們可接受的所謂運行狀態的“區間”收窄了，較高水平的理性供給管理的有效運用勢在必行。